这是一段王在祯最不愿意提及，也最无法忘却的记忆。
他本在山东章丘农村生活，是一名抗日游击队员。被日*俘虏后，他先是被装进闷罐车，后又被塞进货轮底舱，送往日本九州岛做苦工。
在日本一年多，他吃不饱穿不暖，一天要下井工作十四五个小时，日本监工稍有不称心，就对他们这些中国劳工拳打脚踢。每天都有人死去，王在祯为了能多吃上一个窝窝头，硬着头皮不知道抬了多少尸体。让自己活下去，这成了贯穿他一生的信念。
日本投降后，他坐船回到了祖国，又走了五天五夜回到家乡。从那之后，参*，参加解放战争，进学校读书，做老师，当护林员，人生过得风风火火。他把在日本的苦难埋葬在了心底。
看到找寻被掳赴日劳工并为他们维权的人上门拜访，王在祯决定站出来讲述这段屈辱的经历。自年起，中国劳工在日本法院陆续提起14件诉讼，要求日本*府及企业向幸存者或家属道歉及赔偿，但均以败诉告终。王在祯看着他的工友们相继离世，活着对他来说有了超越生命本身的意义，“只要活着，我就是证据。”
年8月8日，王在祯因器官衰竭去世，享年97岁。最终他也没能等来那句属于他的道歉。
年，王在祯回忆在日往事时擦拭眼泪。受访者供图
唯一的信念就是活下去
年4月，王在祯18周岁，命运被彻底改变。
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，由于叛徒的出卖，王在祯和多名游击队员还有老乡一起，被日*俘虏。王在祯是章丘水寨镇张家林村的村民，也是一名抗日游击队员。
之后他成了一名被日*掳掠的劳工。他们被当成货物一样，一路辗转运送，时间早已模糊，更不知道要被运到哪里，王在祯不敢想，自己还能不能活下去。
慌乱中，他只记得一些碎片。被俘第二天，他们离开家乡，被押往淄博周村，紧接着又被塞进了密不透风的闷罐火车，连夜运走。
路上曾有过一次机会逃跑。车厢大门的铁丝突然断裂，许多人趁机从门缝中跳车，王在祯看到跳下去的人好像都没了动静，便打了退堂鼓。
像沙丁鱼一样在闷罐车里熬了八个多小时，到济南后，王在祯被关进了“新华苑”，这是当年侵华日*设立的关押中国战俘的集中营。两个多月的时间里，由于疾病和饥饿，这里每天都有人死去，“上午拉一车死尸，下午拉一车死尸。”
王在祯对祖国最后的印象是，在一个码头，他们被装上一艘货轮。在最底层船舱里，感受不到黑夜和白天，只有没完没了的晕船呕吐，王在祯看到，有些病得起不来身的人，被直接扔进了海里。
下船后，晕晕乎乎的他向岸上的陌生人打听，这是哪里，现在是几月，但对方毫无反应。王在祯这才发现不对劲儿，仔细一听，岸上人交谈所用的语言和围攻自己的日*有点相似。他被掳到了日本九州岛。
噩梦才刚刚开始。王在祯被强制在日铁鹿町煤矿挖煤。
他每天要劳作十四五个小时，除了睡觉就是干活，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饱饭，只有三个两寸大小的窝窝头充饥，很多人因此饿死。为了活下去，劳工们捡路人当垃圾扔掉的菜叶和果皮，但凡可以入口的东西，看见就抢，王在祯甚至还吃过草纸。冬天没有棉衣，只能多套点麻袋之类的东西御寒。
被殴打、被羞辱更是家常便饭。有时是因为干活的动作稍微慢了些，有时却是没有任何理由，只是日本监工想要“出气”，劳工们被拳打脚踢，被石块砸，甚至被强迫喝日本人的尿。王在祯肩头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，直到晚年还清晰可见，就是当时的日本监工拿刺刀刺的。
中国劳工最害怕的是生病，如果病倒了，在日本监工眼里他们就失去了价值，不但不会给他们进行任何治疗，还会断掉食物供给，让他们活活饿死。
饥饿、寒冷、劳累、疾病之下，一个又一个中国劳工客死他乡。没人愿意抬尸体，日本监工许诺，只要肯抬死人，就可以每天多吃一个窝窝头。为了活下去，王在祯硬着头皮抬了不少死人。
活下去，是王在祯唯一的信念。他甚至不敢奢望有生之年能够回到祖国，再见亲人一面。
仗着自己从小在田间地头劳作的身体底子，王在祯撑到了年8月。得到自由那天和往常并无不同，王在祯准备下井干活时，却发现日本监工纷纷离开了。
日本投降了，他们可以回国了，王在祯喜极而泣，赶紧剪了个头发，他要清清爽爽地回国。
年4月，王在祯在家中。受访者供图
“当年我受到的伤害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”
在王在祯记忆中，回国只用了一天。从日本上船，一天后，他就站在了祖国的土地上。
下船时，他领到了两块钱路费，可这些钱不够买回章丘的车票。王在祯回家心切，决定走着回家。其实他根本不认得回家的路，只知道章丘在天津的南边，就背着干粮沿着大道向南一直走一直走，累得实在走不动时，就找路人打听离章丘还有多远，一是避免走错绕路，二是为了给自己一点动力。
从天津到章丘，三百多公里，王在祯足足走了五天五夜。父母和兄弟姐妹只知道他被日*抓走了，都以为他凶多吉少，看到他安然无恙地回来了，全家人抱头痛哭。
王在祯从日本活着回来的消息传开了，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打听同样被日本人抓走的自己亲人的下落，但大多数得到的都是坏消息，最后泪流满面地离开。
回家后不久，王在祯便参加了解放*，曾做过地下工作和警卫工作，经历了多次死里逃生的战斗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还接受了中学教育。年6月退职回到家乡，将自己的退职金贡献出来，带领乡亲们发展种藕产业。后来，他又先后从事过民办教师、护林员等职业。
王在祯从来不会主动提起被掳赴日当劳工的那段经历，他常常挂在口头讲述的，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期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。“我们很骄傲父亲是革命英雄，也知道他曾经被掳赴日做劳工，至于在日本的生活细节，他从来没跟家人讲过。”王在祯的三女儿王庆梅说。
孩子们只是看到，一提起日本人，父亲就情绪激动，恨得咬牙切齿，也见不得人浪费一点粮食。
十五六年前，王在祯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，一群正在寻找被掳赴日劳工的人登门拜访，请他说出当年在日本被奴役的细节。
韩建平是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，对于这场见面，他印象深刻。韩建平记得，当时王在祯身高一米七出头，圆脸，颧骨略高，很清瘦，说话很和气，“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，不像普通农民。”
王在祯晚年，一家子靠务农为生，经济条件不太好，韩建平看到，他家里只放着一台小电视机，桌子椅子都是旧的，也没什么值钱的摆设。但是家庭环境很温馨，不大的房子被王在祯的老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宾客来了，也是她在乐呵呵地张罗，忙着端茶倒水。“他老伴比他小十几岁，是个快人快语、性格开朗的老太太，他们夫妻的感情也很和谐。”韩建平说。
得知他们是为被掳赴日劳工的事而来，王在祯很高兴。他耳朵不太好使，右耳听力稍好些，听韩建平说话时，总是把右耳贴上去。
“当年我受到的伤害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”王在祯告诉韩建平。
年韩建平和王在祯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“日本的道歉和赔偿，我看不到了”
这是王庆梅第一次听父亲详细讲起那段他讳莫如深的经历。当时王在祯已经八十岁了，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拜访，这些屈辱的记忆大概会被他当作秘密带到棺材里。
一谈起这些，王在祯一改平时温和平静的语气，情绪激动起来，反复说，“日本*子”“不是人”。韩建平回忆，“当时他拉着我的手，说他能从矿上回来已经是非常幸运了，不计其数的人被折磨死，回来的都是有福的。”
“他还带着哭腔喊着说，那些日本人的话他听不懂，有时候就看表情，他们脸上都是对中国劳工的恨意，‘可是他们没道理恨我们啊！如果当时手里有枪，我就毙了他们！’”
平日里，王在祯性格坚强，从没掉过眼泪，可那天，说到悲惨处，他的眼泪怎么也忍不住，拿手擦了好几次。
韩建平告诉他，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一直在四处奔走，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奴役这些赴日劳工的日本企业向幸存者或家属赔偿道歉。王在祯知道以后特别激动，后来不时会打电话问韩建平，“劳工的事怎么样了？”
在此之前，王在祯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