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
二维酱
从家到办公室，是都市上班族最熟悉的路程。
当他们满脸困倦地走进地铁站、公交站或打开车门，身旁密集的人群和车流，那令人眉头微皱的推挤和拥堵，其实意味着此时此刻无数人分享着同样的境遇。无论是去陆家嘴写字楼的Lucy还是旁边商场的秀英，都在逼仄的车厢里怒斥过“挤什么挤”；去中关村的格子间里敲代码的小伟和隔壁部门码稿子的喵酱，都在一阵狂奔后，依然错过了刚好能按时打卡的那班地铁……
《冰点周刊》一篇关于北京地铁的文章里写过，一位老太太曾形容乘客在西二旗下车的场面：“高峰时车门一打开，地铁就像‘哗’地吐了一地。”
早高峰的北京“西二旗”地铁站（图源网络）
“人们永远也不会适应通勤，每天都是新地狱。”关于上下班通勤，哈佛大学心理学家DanielGilbert这样说。任何细微的疲惫和忍耐，若是加以日复一日这个时间描述，都可能累积成吞噬精气神的阴云。
在极光大数据的《年中国城市通勤研究报告》中，北京、上海、重庆的平均同城通勤时间高居榜首，超过50分钟。
每天清早，跟晨曦一同醒来的，还有即将踏上漫长通勤路的人们。若以上帝视角俯看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，一早一晚，密集的人潮涌进涌出，仿佛一种特有的大型潮汐现象。这是无可奈何的现实：大城市高昂的住房费用，让普通上班族不得不选择偏远的地区安家落脚。在长三角、京津冀、珠三角这些地区，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跨城通勤，以高铁作为每个工作日乘坐的交通工具，不断地穿越城市的边界。
抢票、过安检、等车、换乘、挤地铁……在抵达办公室之前，要经历一道道关卡的考验，下班后再披星戴月地回到家中。所以有人形容大城市里上班族的生活：不是在上班，就是在上班的路上。
每周一，火车站门口的早餐店老板帮他取车票
公里。
根据手机地图导航的显示，这是林文在天津的家到北京的公司之间的距离，也是他去北京上班需要跨越的距离。
林文是一位80后工程师，家住天津北辰区。去年9月，他在北京朝阳区一家商业地产公司谋了份职位，从此开始每天单程两小时的通勤。
找工作的时候，林文觉得通勤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他在意的是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工作。过去10年中他换过四份工作，足迹遍布南北，频繁出差，每天往返北京和天津反倒算是比较稳定的状态。
早上6点，妻子和一双儿女仍在熟睡，林文小心翼翼地起床，怕弄出声响。出门前他用保温杯泡了咖啡带着，准备在路上喝几口提提神。妻子会在一小时后醒来，给孩子们收拾，送去幼儿园。她不用上班，平时在家做网店代购，客户基本是回头客。
6:30，林文准时出门，来到楼下停车库。他的车位上一大一小的两辆车紧挨着，一辆黑色的SUV是全家人周末出游用的，还有一辆红色小巧的电动汽车，则作为上下班通勤代步车，往返高铁武清站。
北方冬天的六点半，天还一片漆黑，车身被寒气包裹，透过笼着薄雾的玻璃望去，路灯明晃晃的，让人分不清昼夜。约20分钟后，林文将车停进和高铁站仅一个天桥之隔的佛罗伦萨小镇购物中心。路边的停车位已经满满当当，好在小镇里停车位多，只是步行要多个三分钟。
如果是周一，林文就直奔高铁站门口的早餐店，老板会将中铁银通卡和取号凭条递给他。这是林文在长期跨城通勤中，想出来的一个特殊的买票对策。
周一早上的车票是最难抢的，网络售票通常瞬间售罄。林文放弃了拼手速，他发现通过中铁银通卡取号会有部分预留票，但是周一如果不提前40分钟排队根本取不到，取票队伍能从候车室里排到室外去。
林文拍下的周一清晨取号的队伍，不知为何，7台取号机器只开了3台
在取票困境中他想到了另外一个法子。有段时间，林文每天都到高铁站门口一家夫妻经营的早餐店吃早饭，跟老板混熟之后，顺势请他帮自己取号，老板很爽快地应下了。每次周五下班时，他就把自己的卡放到早餐店老板那里。
老板对他的到来已经习惯，接过卡脱口而出，“周一6:58呗？”
“嗯，拜托了！”
待周一早上5点早餐店开门后，老板拿着林文的卡去取号机上刷一下，就能确保他可以坐上合适的那趟高铁。林文觉得总归是欠了人情，于是每次去拿票时会从店里买一包18元的香烟。
6:58前，在武清站等待着上车的人群
从年8月起，京津城际“复兴号”列车提速至每小时公里，从武清站到北京南站只需要22分钟。也正因为高铁的提速，让京津跨城通勤变成越来越稀松平常的现象。
每天早上，林文都会在高铁站碰到几个熟悉的面孔，跟他年龄相仿，不过没怎么交谈过，一般只是互相点个头，当作与君共勉。
坐上车后，林文掏出降噪耳机戴上。无论是在高铁还是地铁，他觉得只要戴上耳机，整个世界就只属于自己，外部的拥挤和干扰统统被隔绝。他翻出手机里存的学习资料，开始自学西班牙语。
如何充分利用通勤时间一直是个热门的讨论话题。有人将通勤视为“低效时间”，因为这段时间被等候、换乘切割成碎片，再加上摩肩接踵的嘈杂环境，难以静下心来投入学习或者深度阅读，刷微博朋友圈、追剧、玩游戏是更轻松和常见的选择。
但这或许并不能全怪通勤，知乎上曾有人提问：“花几千元在上海内环租房以节省每天一两个小时的通勤时间，值吗？”下面获得1.7k最高赞的回答是：就怕租了房子，早回家还是玩手机。
林文觉得，在路上的时间那么长，如果不找点事情做就浪费了。他在日本念的本科和硕士，已经能熟练掌握日语，想着再多学一门外语作为业余兴趣，于是通过通勤路上断断续续的自学，会了一些简单的西语发音和单词。除此之外，他也会刷刷微博和知乎。
当飞驰的高铁接近北京南站时，林文提前起身，往车头的位置走去。他要赶在人群的最前端，这样才不会被拥堵的队伍所困。这是一场不能松懈的竞速比赛。
在周而复始的通勤中，人们总会发现一些节省时间的智慧。比如哪一节车厢下车时离电梯最近，比如从哪个闸门刷卡最方便。
林文之所以从车头的门下车，是因为那边出站闸机更多，他还发现进地铁走左边的绕行栅栏能比右边少绕两下。只要找准换乘路径，从北京南站出站到坐上14号线地铁，最快只要4分钟。开始跨城通勤后，他用两个星期观察出了这些小技巧，差不多能节约10-15分钟。
在14号线北京南站等地铁
因为是始发站，运气好的时候能有位子坐，如果没抢到座也可以等几分钟坐下一列，好让自己在近40分钟的乘地铁时间里能舒服一点。
高峰期的地铁就像装得满满的沙丁鱼罐头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沉闷，不如高铁上那么安稳，有时还会散发着令人讨厌的汗臭混合着早饭的味道。气味是最让林文受干扰的因素，有人在高铁或地铁上吃辣条，也会让他感到不舒服。
而噪音可以物理隔绝。因为戴着降噪耳机，林文曾经由于太全神贯注看手机坐过了站，这种情况发生了两三次之后，他在手机上专门设置了一个闹钟，提醒自己什么时候该下车。
走出地铁站，在步行去公司的路上买份早餐，豆浆、糖饼和半笼包子。8:30前，林文准时到达公司打卡。
虽然他是从天津赶来上班，但他的通勤时间比某些住在北京的同事还短一些。他有位住在昌平的同事，每天六点就要从家出门，走到地铁站20分钟，开始排队进站，因为高峰期地铁限流，直到七点可能才坐上地铁。
下午5:30，林文从公司出发，两小时后回到天津的家中。一打开门，饭菜的香味溢了出来，两个可爱的孩子一齐向他跑过来，张开手让爸爸抱。这样温馨的画面足以抚慰归途的劳顿。
林文算了一笔账，从武清到北京高铁单程票价是38.5元，地铁单程5元，再加上自驾，每天花在通勤上的交通费用近百元，一个月下来也就是元左右。如果要在北京租房，一个单间就要多，平时还见不着家人。
其实在天津住的房子也还欠着房贷，林文记得当时的房价是多一平，现在涨到了两万多，两年前最高的时候涨到三万。他又看中了市中心七万多一平的“老破小”学区房，为了两个孩子以后的升学问题，林文得负担更高的贷款。但比起北京“吓死人”的房价，这还在他们的承受范围之内。
对于每天四小时的通勤路，林文没有流露多少怨言。虽然家人觉得他辛苦，同事也觉得他挺能折腾，但为了每天能回家见到妻子儿女，他觉得如今也只能这样。在林文看来，通勤不算是一件需要忍耐的事。“忍的定义应该是对某种不愿意面对、尽可能避免的事务，通勤已经是我生活中必须要经历的事情。如果我要是到了用‘忍’这个字的话，我估计会马上辞职，不会去‘忍’。”
带着妻子做的便当，乘高铁去上班
鱼头是每天往返昆山和上海之间的通勤大*中的一员。
作为江苏省的县级市，昆山与上海的嘉定区、青浦区交界，上海地铁的11号线直接通到昆山的花桥镇，高铁从昆山南站到上海站或虹桥站只需20分钟。距离近且交通便利，让城市间的边界变得模糊。
90后的鱼头在上海一家O2O互联网公司做前端工程师，他戴着一副细框眼镜，头发有认真打理过的痕迹，比印象中的程序员多几分精致。鱼头和妻子咻咻都是昆山人，父母给他们准备了平的婚房，当时昆山的房价还不到1万/㎡。从居住条件来看，他们胜过了很多同龄人。所以在考虑通勤问题时，鱼头觉得辛苦归辛苦，但居住质量也算是生活质量的一部分，这样一想就平衡了。
从他们家到公司直线距离有50多公里，要先开20分钟的车，再坐高铁，最后换乘地铁坐40分钟，单程一个半小时。
鱼头通勤乘坐的高铁
去年7月开始跨城通勤后，鱼头碰到的一个难关是昆山南站的停车问题。他发现火车站早上的车位太紧缺，一百个车位早早被占满，本来每天坐8:30左右的高铁，如果要自己开车去，起码得提前一个小时才可能抢到车位。如果打车，通勤成本就会大幅提高。
两人经过一番讨论，想到的解决方案是咻咻开车送他去火车站，这样只需要提前几分钟到，晚上再开车来接他。鱼头心里还是有点负担，因为咻咻每天花费在接送路上的时间也要近两个小时。但在各种权衡之下，他们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。
咻咻是一个设计师兼美食博主，曾经也是早出晚归的上班族，在昆山安家之后转变成时间更灵活的自由职业者。将鱼头送去上班之后，她再返回家中制作和拍摄美食，写